7月16～19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来华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他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后，近一个月内第三位访华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此次克里访华，中美双方就“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重要议题开展了对话。在政府层面的气候问题对话外，中美民间的“二轨对话”也在积极推动。

7月20日上午，2023中美气候金融二轨对话的线下及线上会议在北京和纽约两地同步举行，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对话会上就重要气候问题进行了讨论。

保尔森在会上谈道，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全球升温和极端天气灾害，对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都构成了巨大冲击。他建议双方联手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增强气候适应性和韧性、增加对突破性技术的投入、减免环保产品关税、加强低碳技术领域合作、建立碳抵消机制、促进金融机构的绿色转型等。

保尔森建议，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协同。“我们需要在农业、林业、渔业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很多领域开展工作。中美两国如果能够发挥作用，特别是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身体力行采取行动，就可以迅速改变和改善现状。”

保尔森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将发挥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作用。例如中国的碳市场发展潜力很大，要扩大碳市场规模，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碳定价机制。又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增速很快，中国制订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标准，促进绿色发展。

王一鸣则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两国的共识，也是中美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中国作出了实现“双碳”目标的庄严承诺，实现这个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个目标的节奏和力度、路径和方式，需要根据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作出选择。

“中国到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同时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中国需要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寻求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减碳节奏和力度，并大力发展零碳能源和储能技术，这可以在有效减碳的同时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王一鸣说。

他进一步表示，从中国国情看，短期还是要将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长期来说，随着碳市场机制日趋成熟，要逐步转向以市场激励为主，减少层层分解减排任务的方式。激励机制以发展碳市场为主，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且碳税税率也需要以碳市场形成的价格作为参照。碳市场要合理定价，引导和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清洁能源的资产配置，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投融资。

“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将推动碳排放进入快速下降通道。因此，需要加大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在这个领域，中美有合作空间。”王一鸣说。

王一鸣还指出了两个不合理问题。一是，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有不合理成分。中国碳价和欧盟碳价差异是由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的，中国碳价反映了中国当前的减排成本，要求中国碳价和欧盟碳价一致显然不合理。CBAM会增加中国及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难度，还可能演变为绿色贸易壁垒，最终也不利于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加强合作。

二是，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对清洁能源补贴存在明显的对国外产业链的限制，带来不公平竞争，不利于深化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据悉，中美气候金融二轨对话此前已成功举办两届，由清华大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大学主办，北京绿色金融协会承办。二轨对话机制为推动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日益成为中美增进互信、增加互动、扩大交流、促进合作的重要专业平台。本次二轨对话围绕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贸易与碳市场、第三方国家绿色发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气候资金等双方所共同关注及具有合作潜力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内容源自:环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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