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的七月初是整个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周，北京经历了连续4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烤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气候变化已经失控”。在这样的背景下，2023年7月20日、21日，来自中美两国的权威专家于线上举行了“2023中美气候金融二轨对话”（以下简称“二轨对话”）。
二轨对话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由清华大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大学主办，北京绿色金融协会承办。第三届二轨对话围绕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贸易与碳市场、第三方国家绿色发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8次缔约方会议气候资金等双方所共同关注及具有合作潜力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本次二轨对话中，中美多位专家学者谈到了碳市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与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对话中指出，“碳税操作上相对简单，但在实施中会受到行政部门效率的影响，而且在债务负担上升的背景下，难以保障把碳税收入全部用于减排。而发展碳市场更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并且碳税税率也需要碳市场形成的价格作为参照”。
碳市场价格信号的意义不仅限于此。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总经济师张昕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例阐述了碳定价对绿色投融资、气候投融资的重要引导作用。中国有大约3400个CDM项目，其中84%是可再生能源项目，据不完全统计，这些CDM项目撬动了约1200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如果碳市场能释放一个连续的、合理的、可预期的价格信号，可以通过碳价推动绿色投融资项目的气候正外部效益实现内部化”，因此碳定价有助于解决气候投融资中资金与项目有效对接的问题，有利于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发展领域。
“真正的碳市场能够改变世界”，保尔森先生在对话中这样说。他认为中国在气候议题中可以发挥一个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中国拥有潜力足够大的碳市场，而这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范例。但他同时也认为中国目前的碳市场无法有效反映真实的碳价格。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已经形成了若干地方性的碳市场，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16日正式启动运行，并以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而备受关注。启动两年以来，中国全国碳市场的碳价处于40-60元/吨水平。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认为，该价格水平总体反映了中国当前的降碳要求和降碳成本的现实。无独有偶，王一鸣也在对话中直言中国碳价反映的是中国当下的减排成本的接受能力，这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减排目标下形成的碳价，“要求中国碳价和欧盟碳价一致显然是不合理的”。
关于碳价格的对比发言源于本次二轨对话多位中美专家都提到了即将于今年10月启动试运行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中国碳市场的当前成交价远低于欧盟碳市场价格（最近两周欧盟碳配额EUA成交价格大约在80-90欧元/吨之间波动），而CBAM的设计是以欧盟碳配额周平均价格作为计算依据，“这意味着即便中国对欧出口的商品已经在国内承担了碳成本，但因为中欧碳市场的碳价不对等，欧盟进口商仍需购买CBAM证书”，王一鸣补充。
美国国际战略国际研究中心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高级研究员泰娅•史密斯认为CBAM的目标是保护本土高排放行业企业，阻止“碳泄露”。除了欧盟，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国都在制定自己的碳边境调节机制，美国也有一些参议员在推动类似法案，因为美国在部分产品生产上具有碳排放的相对优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贸易优势”。王一鸣提出，需要警惕CBAM“演变为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形成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加剧本已受到严重干扰的自由贸易体系”。
广东南方碳捕集与封存中心秘书长、伦敦大学学院基建转型教授梁希指出，“碳价格不应该仅仅盯着碳市场”。碳市场只是碳减排其中一个重要工具，为实现碳减排目标而采取的不同政策与金融工具相互组合之后会对碳价格有很大影响。“比如我们不能简单把加州碳市场配额价格跟欧盟碳市场配额价格相比较，就说加州在减碳工作或者雄心上没有欧盟那么强，这是非常不科学的”。换句话说，如果简单以碳市场成交价格作为基准去制定如CBAM这样的边境碳关税机制，“不一定是个合理科学的做法”。
加州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于2014年全面启动，目前已成功实现了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联合运行。加州碳市场是加州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在配额分配、信息披露、数据质量控制等方面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张希良教授对加州碳市场给予了高度评价，尽管加州碳配额目前价格（约为30美元/吨）低于欧盟，但“在一段时间内加州碳市场是世界上唯一成功的碳市场”，“中国区域试点碳市场建设，例如北京的试点碳市场设计，曾经从加州碳市场吸取了很多经验，后来全国碳市场也向加州碳市场借鉴学习了很多东西”。
张希良教授的老朋友，中国-加州气候中心副主席、Coalition for Reimagined Mobility共同主席玛丽•尼柯尔斯也在发言中回顾了早期中国启动区域试点碳交易市场建设时，与中国省级部门同仁的密切合作，并在当时与中方建立了良好的技术交流与信息共享渠道。这是中美应对气候变化与碳市场合作方面的一个成功案例。“我们希望这种合作能够持续下去”，玛丽说道。
“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及实践证明了碳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实现中国自主贡献（NDC）目标的政策工具，是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很好结合”，王志轩在发言中还提到。而除了强制碳市场，专家们还重点关注到了碳抵消或自愿减排市场。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向美方专家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习主席明确要求要建设更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并尽快启动全国温室气体的自愿减排市场”。
“全国自愿减排市场和全国强制减排市场都是中国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双轮驱动，互相协同，共同为节能减排提供市场支撑。”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介绍了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重启的相关进展。7月7日，生态环境部发布通知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求社会意见，CCER重启相关工作进一步加速。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在生态环境部和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的指导下，积极推进全国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的开发建设，已经于2023年6月27日完成初步验收，编制了交易规则和结算规则，预计今年10月左右正式上线运行。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马爱民认为碳市场在气候信息披露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要求被强制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除了要按规定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以外，还要定期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最近完成修订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也要求在自愿减排项目登记和减排量登记阶段，都要有必要的信息公示公开，项目的所有者、开发者要公示项目情况和减排量核算报告。“对于参与碳市场交易的排放或减排企业，在碳披露方面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马爱民认为。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宇在第二日的对话中附和了马爱民的观点，并且他认为“中国碳市场最大的两个贡献就是信息披露和数据质量的提升”，这一点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极具意义。“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发展中国家不仅缺乏气候资金，更加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机制与能力，碳市场的一大优势就在于此。“中美两国曾为《巴黎协定》第六条的提出做出过巨大努力，不应该因为美国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IRA）而忽略对该条款、对碳市场的支持，我们应回到现有的国际框架当中来继续努力”。
美国环保协会（EDF）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苏茜·克尔尤其赞赏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碳市场建设区域试点先行的做法，尽管试点各具差异性，但最终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标准化碳市场，在不同试点地区积累的相关经验也有助于中国将其碳市场方式方法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中美两国可以选择一个第三方国家作为试点示范，共同合作帮助其建立碳市场及有关的能力建设，成功之后在其他国家进行复制。
总的来说，本次二轨对话中有分歧，更有合作，有尖锐的批评，也有创新的共识。最后，对话了三届仍是“网友”的两国专家们都提出了在不远的将来线下见面、现场对话的期望。
有别于政府间的“第一轨外交”，二轨对话机制通常是学者、退休官员之间的民间交流，可起到官方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中美气候金融二轨对话为推动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日益成为中美增进互信、增加互动、扩大交流、促进合作的重要专业平台。